如何評價十字軍東征？

　　歷來，世人都認為十字軍東征是有利于基督教徒的事件。現在，東方和西方的歷史學家的看法持平的多，但有些東方人則從未改變想法。

一、與東方大決裂

　　1086年，大群農民踏上征途，逼迫日耳曼或中歐的猶太人修會背教或死亡。十字軍東征之初，各式各樣的殺戮、搶劫、虐待，都是中世紀歐洲史上令人發指的“暴行”（Pogrom），此字在希伯萊語中叫“4856的格澤羅”（Gzerot de 4856）。當然，一旦人群離去，情況又恢復正常，畢竟教會和高級教士從未鼓勵過這種行為。但是，由此而產生的仇恨與恐懼，深刻影響著基督教徒和猶太教徒之間的關系。

　　即使是聖地，也難逃征伐殺戮等惡行摧殘。耶路撒冷被攻克時，聯合守城的猶太教徒和伊斯蘭教徒幾乎全遭屠殺。不過，頭幾年的征伐狂熱消失之後，盲目的屠殺和破壞停止了。而在歐洲，每當鼓動十字軍東征，尤其是第二次東征時，都要煽起仇恨猶太人的情緒。十字軍在聖地建起的拉丁王國，逐漸形成殖民社會，更加尊重當地的異教徒。像維持法蘭克人的統治，也需要當地人的參與。1110年後，猶太人總算生活太平了，他們定居在阿什克倫、蒂爾、阿克和加利利地區，不準在耶路撒冷逗留，只有等將來薩拉丁允許他們回來。

　　法蘭克人和東方的基督教徒︰

　　教皇總想保衛東方的基督教徒，可是十字軍東征反而加速了他們的毀滅。1204年，軍士坦丁堡陷落，從拜佔庭帝國內部的形式來看也許無法避免；不過，第四次十字軍東征和隨後進攻拜佔庭，是致命的一擊。

　　原來只是一般民眾抒發成見和不滿，如今變成人人心中不可平息的仇恨。在宗教方面，由于1204年及後來發生的事，教會分裂才變得重要而有意義。高級神職人員以權威自居，彼此爭論不休，教會的分裂變成了民族的分裂。反拉丁民族的情結，就成了拜佔庭愛國主義的基石。

二、埋下仇恨的種子

　　那麼，其他東方基督教徒修會的命運又如何？十字軍與非正統的敘利亞修會（雅各派、聶斯托利派、亞美尼亞人）的關系比較和諧。耶路撒冷國王恢復以前伊斯蘭教國王的習慣，控制這些不同的等級，保留選舉主教的權利，但給予他們充分的信仰和司法自由，但是免除十一稅（Tithe）；十一稅是按照規定交付十分之一的收入。[…]

　　然而對伊斯蘭教徒來說，東方的基督教徒都變成可疑分子了。他們是受保護的人——“迪米斯”（Dhimis），須繳規定的人頭稅，權利未變，實際上已受到損害。在近東的許多國家里，特別是在埃及，十字軍東征讓基督教徒和猶太人在國家危難時，成為受迫害的少數。在中世紀初的伊斯蘭世界里，他們所受的欺壓前所未有。[…]

　　從體制的角度來看，王權的加強確實與十字軍東征有關；國王召集並指揮了第二、三、七、八次東征的部隊，乘機鞏固了他對大領主的權威，同時也讓小領主知道了他的厲害。法國和英國還利用十字軍東征收叫“間接稅”。12世紀末，這種稅已背離了最初的用意而制度化，成為直接稅的起源；直接稅則奠定了王權的基礎。

　　羅馬教廷也以十字軍東政為依據，建立一套神權政治的教義，是後來濫用神權才反而削弱了擴張中的權威。在宗教方面有兩個詞概括了這種影響︰宗教法庭（Inquisition）和赦罪（Indulgence，或譯大赦），宗教法庭一詞產生于阿比爾教派（Albigeois）的“十字軍東征”，並于1231年普及開來。至于赦罪——寬恕罪行，並免除刑罰，首先是由烏爾班二世在克萊蒙宗教會議上許諾的，後來變成了贖買或贈與的物品，13世紀的十字軍東征因而有了根本的財源。後來，赦罪又成了非法交易的根源，日爾曼宗教改革的倡導人馬丁•路德（Martin•Luther），對此非常憤慨。[…]

三、主要的受益者︰

　　十字軍東征不僅是八、九次著名遠征，也是每年春夏的定期“通道”，把大量武裝和非武裝的朝聖者帶到巴勒斯坦。這些通道所需的費用和資金的轉移，是銀行業在歐洲普及開來。比薩人、熱那亞人和威尼斯人，實際上是十字軍東征的主要受益者。[…]

　　他們大多利用十字軍東征的機會，在拉丁王國里獲得享有特權的地區或商行，為在地中海東岸地區發展貿易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透過這些接觸，新的技術和產品引進西方；也有一些引入東方，但數量少得多。[…]

　　在航海技術方面，拉丁人是向拜佔庭學來的。1168年，法國和拜佔庭遠征埃及的亞歷山大港，拉丁人見識到了專門運送軍隊和馬匹的船只︰“掌門官”（Huissier）。

　　11世紀末，中國人發明了羅盤。13世紀，歐洲也有了這項新的航海儀器和技術，去不清楚是如何傳過來的。另外，源于印度的“阿拉伯數字”，以及在當時叫“甦夫勒”（Cyfre，阿拉伯語的意思是虛無）的“零”的概念，是由伊斯蘭天文學家暨數學家華拉子密（al Khwarismi，780-850）的文章，譯成拉丁文後傳入西方的。[…]

　　西方人在敘利亞也熟悉了某些技術，例如玻璃制造（引入威尼斯）、新的農業（甘蔗、棉花、水果），以及手工業（絲綢、羽紗、大紅衣料、錦緞）的生產技術。十字軍東征建立起密切的聯系，這些奢侈品傳入西方，結果又變成西方的產品引進伊斯蘭教徒和拜佔庭的近東市場，雙方的貿易平衡于是改變。

　　作為轉口貿易的金融中心，十字軍東征建立的國家都是最早軋制金幣的國家。這種金幣仿照阿拉伯帝國的金幣“第納兒”（Dinar）， 比意大利的金幣要早約一個世紀，象征中世紀擴張臻于頂點，打破了地中海地區西方佔優勢的局面。在物質文明方面，十字軍還吸收了東方的衣著和飲食習慣，對歐洲奢侈品也表現出濃厚的興趣。“小馬們”為這些奢侈品長期遭人指責，他們卻經意大利傳到歐洲北部，顯示哥特時代璀璨興盛的特色。

選自 莫里松《十字軍東征》

四、十字軍的東征造孽︰

　　11世紀的騎士和農民認為，十字軍東征是西方在發泄剩余力量，海外的土地、財富和封地才是主要的誘餌。但十字軍東征即使是在徹底失敗前，也沒有滿足西方人對土地的渴望，只好在歐洲發達的農業發展中，尋求海外幻景無法帶給他們的解決之道。[…]

　　十字軍東征並未因與伊斯蘭世界接觸，以及西方經濟發展，而給基督教國家帶來蓬勃的商業，既沒有帶來技術和產品，也沒有輸入精神上的武器——希臘、意大利（尤其是西西里島）和西班牙等地的翻譯中心與圖書館，能提供精神武器，金關于這些國家往來比在巴勒斯坦更為密切和有效。設置連搜集奢侈品的嗜好和懶散的習慣都沒有帶來，因為西方的道德家認為，這些興趣和習慣是東方的特性，是毒品，異教徒拿來送給抵抗不了東方魅力和魔女的十字軍。[…]

　　十字軍東征把西方的騎士階層變窮了，不但未讓基督教國家團結起來，反而大大刺激了國內剛剛產生的各種對立，[…]十字軍東正在西方和拜佔庭人之間挖掘了一條鴻溝︰拉丁人和希臘人的敵意，隨著一次次十字軍東征而加劇，導致了第四次十字軍東征和1204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1099年在耶路撒冷，1204年在君士坦丁堡，這一次次遠征並未導正風俗，聖戰的狂熱反而讓十字軍窮凶極惡，一路上暴行虐施、燒殺擄掠，基督教徒、伊斯蘭教徒和拜佔庭的編年史中，都記述了此類暴行。十字軍東征所需的資金，是教會征收重稅，出賣赦罪的動機或借口。歸根結底，無力保衛和守住聖地的軍事修會都撤往西方，以便回去敲詐勒索。以上就是這些遠征造成的負面影響。唯有杏子，才算是基督教徒東征後帶回來的果實。

選自 勒戈夫（Jacques Le Goff）《中世紀的西方文明》

五、大敘利亞計劃︰

　　敘利亞總統阿薩德（Asad）在1970年代末發表的演說，內容刻板而晦澀。從他的談話，我們可以看到一個頗有淵源，而且相當嚴密的政治計劃。阿薩德和以色列人都對十字軍東征的歷史了如指掌，但他的論據和以色列人的相反。12世紀，杰奇拉（Jezire）的領主曾吉，在伊德薩首次打敗十字軍，兒子努爾丁對抗法蘭克人，統一了杰奇拉和敘利亞；而努爾丁手下的庫爾德將軍薩拉丁，生于塔克利特（Takrit），在哈廷打勝仗。他們鼓舞了20世紀所有的阿拉伯國家元首，尤其是阿薩德、納賽爾（Gamal Abdel Nasser）和薩達姆（Saddam Husayn）。

　　阿薩德認為，要打敗以色列，首先必須在政治上統一大敘利亞（Bilad al Sham），也就是中世紀的敘利亞。這個理想中的國家，與外約旦國埃米爾•阿卜杜拉（Abd Allah）1942年提出的大敘利亞計劃相符，包括伊拉克和地中海之間的全部阿拉伯國家，為了實現統一，阿薩德打算放慢敘以戰爭的攻勢，打算長期斗爭。

布朗基（Thierry Blanquis）

六、東方仍受炮火威脅︰

　　對西歐來說，十字軍東征在經濟和軍事方面，都是一次革命。可是在東方，這些基督教徒的聖戰卻導致長期的沒落與蒙昧主義。[…]為了保持固有的文化與宗教特色，東方是否摒棄象征西方的現代主義？還是要冒著喪失固有文化的危險，毅然走上現代化的道路？伊朗、土耳其和整個阿拉伯世界，都無法解決這個兩難的問題。所以直到今天，仍然可見到兩種極端的做法︰不是全盤西化，就是保持極端排外的完整主義。

　　阿拉伯世界知道這些野蠻的歐洲人，也擊敗過他們。但此後，歐洲人控制了世界，因此對歐洲人既著迷又恐懼，不可能只把十字軍東征視為插曲，是一去不復返的歷史事件。阿拉伯人（伊斯蘭教徒）對西方的態度，至今仍受歷史事件的影響。這就不能不讓人深感驚異了，須知那些事情在七百年以前就已經結束了。

　　公元兩千年已經到來，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和宗教領袖們，仍常借鑒薩拉丁、耶路撒冷陷落和光復等歷史人物和事件。在民間和官方的說法中，以色列就等于新的十字軍王國。巴勒斯坦解放軍的三個師，一個叫哈廷，一個叫艾因賈魯。納賽爾總統在任時常被比作薩拉丁，因為他和薩拉丁一樣，合並了敘利亞和埃及，甚至連也門都包括在內！至于1956年西方向甦伊士運河遠征，以及1191年的遠征，都被視作是英法聯合發動東征。

　　納賽兒可比作薩拉丁，這確實令人不安。听到賈沃齊（Sibt Ibn al Jawzi）告訴大馬士革的老百姓，薩拉丁的兒子、開羅的主子卡米爾（al Kamel）承認敵人對聖城的主權，這種“背叛行為”，不由得令人想起埃及的薩達特總統（Sadate）。大馬士革和耶路撒冷為了控制戈蘭高地（Golan）和貝卡谷地（Bekaa）而斗爭，該如何分的清今夕何夕，是過去還是現在？

　　在經常遭到侵略的伊斯蘭世界里，不可避免的會產生一種手迫害的感覺。這種感覺在某些狂熱分子身上成了危險的邪念︰1981年5月13日，土耳其人阿格卡（Mehemet Ali Agca）可不是向教皇保羅二世（Jean Paul II）開槍馬？他在事先寫好的一封信里解釋︰“我決定殺死十字軍的最高指揮官，保羅二世。”除了這種個人的反對行為外，阿拉伯世界也總是把西方看成天敵。是要是反對西方，無論是政治、軍事和石油方面的敵對行動，都是合法的報復。所以，這兩個世界產生于十字軍東征的裂痕，今天阿拉伯人仍認為是侵犯。

選自 馬魯夫（Amin Maalouf）《阿拉伯人眼中的十字軍東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