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學恆

紅兔子

  凱薩、林肯、甘地、宋教仁、甘乃迪、馬丁‧路德,這些人有什麼共通點?他們都是被暗殺的。而這,就是湯姆‧克蘭西最新的作品「紅兔子」的探討主題之一。這本作品可以說是結合了懷舊和趨勢的創作,對克蘭西的讀者來說,閱讀起來別有趣味。
  對於軍事小說作者來說,冷戰時期可說是他們的「美好舊日時光」(Good old days),在這段時間中,不但敵人確定,立場單純,也更有許多場面壯大的衝突可能性。在德國境內的陸地決戰、在台灣海峽的海面決戰、在全球各海域的潛艦決戰、在各國家、各大使館內爾虞我詐的間諜戰;這些全都是雄偉壯闊的舞台,曾經讓無數的小說家幻想出各種可能的場景推演來,也讓讀者一次又一次的經歷全球劍拔弩張,但卻不需擔心世界真的因此毀滅的驚險感。但是,在冷戰結束之後,敵人不再確定,兩強對峙的情形再也不復見,區域性衝突、恐怖份子反而成了新的敵人。這樣的演變讓不少慣於大場面決戰的軍事小說作家因為不擅長處理這種全新的局面演變而被淘汰出局,即使是勝任愉快的作家也不禁會懷念起那個美好的年代。在「紅兔子」中,克蘭西利用歷史考據的角度來重新呈現當年蘇聯人民生活的方式,甚至包括了當時間諜戰的細膩手法,重現當時的局勢和狀況;同時,「紅兔子」的劇情也是對雷恩這個角色的補完,讓讀者可以知道一些過去僅限於在背景知識中的細節:雷恩為何和情報工作有了牽扯,中情局夫妻二人組之前的冒險和生活也都有了解答。對於讀者來說,這應該可以算是雷恩的前傳故事,克蘭西透過「紅兔子」的情節安排,一方面懷舊,一方面讓雷恩的人格和背景變得更為完備和鮮活。
  至於趨勢的部分呢?羅馬在凱薩遭到暗殺之後不久,就結束了共和體系,進入帝國時代;甘地的被暗殺讓印度的文化、種族、宗教衝突更形劇烈。暗殺重要人物的手段相形於政治改革的漫長過程,反而成了一個以最小代價,可以造成最大震撼的手法。而對於民主政治來說,以少數人的極端暴力手段來決定歷史運作的方向,毋寧是最諷刺的一種狀況。但對於抱持特殊主張的人來說,這往往也是宣揚理念,甚至造成影響的最好方法。日本著名的無政府主義者幸德秋水曾經在他的著作「暗殺論」中寫道:「國際公法如此缺乏判決國際糾紛的能力、經濟制度如此缺乏調解勞資衝突的手段,社會法律與良心如此喪失判斷與制裁個人或黨派行動的力量,則對此社會絕望的人,或者隱遁、或者發狂、或者自殺,或者訴諸暗殺行動。暗殺確為罪惡,但把他們推向絕望的社會不是更罪惡嗎?」
  這文字是否看起來和目前的景象很熟悉?在痛苦指數高漲的同時,帶有自毀意味的暗殺行動,某種程度也會成為受到青睞的選擇。美國的密勤局自從八零年代多次的暗殺總統事件之後,特別為此展開了一項被稱之為「特異個案研究計畫」(The Exceptional Case Study Project)的研究,希望能夠透過判讀這些人的內心世界,進而達到預防暗殺事件的效果。在經過多年的訪談和調查之後,參與此計畫的一名幹員對美國的CBS電台表示:「其中一部份人認為自己已經無路可走,陷入絕望的處境‧‧‧他們多半都經歷過人生的重大變化、財務狀況的重大變化、家庭的悲劇‧‧‧才演變為目前的狀況。」參與研究的心理學家也表示:「這些人傾向認同暗殺,甚至將它當作解決目前困境的一個好方法。」在目前的世界局勢演變中,社會環境、金融環境劇烈的變遷,已經成為誕生這類刺客、殺手的溫床。「紅兔子」一書中雖然談論的是政治集團對抗宗教團體的暗殺,但在這個衝突勢力的單位被不斷縮小的年代中,暗殺的發動者可能只是激進的教派、政治極端份子,或甚至只是對社會不滿的邊緣人。在目前資訊易於取得的狀況下,即使只是單一的個體,都可以對所謂的重要人士發動暗殺的行動;根本不需要龐大的後勤支援、補給體系和情報網。也因為這樣,更讓這類的暗殺行為變得無法預防,甚至成為激進者最偏好的選項。
  2002年5月6日,荷蘭極右派的PFL黨領袖佛圖恩(Pim Fortuyn)被刺客連開六槍,在荷蘭大選前九天遭到殺害;刺殺他的人是激進動物保護團體的人士,原因只是他的政見中有「解除荷蘭毛皮工廠管制」的條款而已。
  2002年10月6日,巴黎市長德拉諾(Bertrand Delanoe)遇刺重傷,而行兇者是一名三十九歲,失業潦倒的電腦工人,刺殺的理由竟然只是「討厭同性戀」。
  2002年10月25日,日本民主黨眾議員石井紘基被右翼團體「守皇塾」代表伊藤白水刺殺身亡,而「守皇塾」不過是「一人一黨」的可笑團體。
  這幾個事件都證實了在大規模的恐怖主義之外,暗殺已經成了極端份子最順手的執行選項。而如何讓人類的歷史潮流,不會為了這種外道的作法而改變,恐怕就有待社會的每一個份子的努力了。「紅兔子」中俄國情報單位成員因為良心與道德的譴責而將消息洩漏給西方;或許「良心」、「道德」與「仇恨」、「暴力」的對抗,將會是人類社會下一個階段性的指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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